它也是人民群众在解决各种矛盾、实现自我管理的过程中创造性智慧的结晶。
法律上只要对行为加以正确的分类（例如罪名上的杀人、放火、抢劫、偷盗），就可以此来统摄行为背后所隐含的各式各样的个人。一个人的所思所想，纯属于个人的自主活动，法律不能对人的思想进行规制，也无法要求人们思想的统一。
法律适用的个别化，在司法审判的场合，就是法官要在法律的抽象规定之下，合理地考虑因人的独特性所进行的特别行为。按照意大利学者莫迪恩的追溯，个人的独特性和不可重复性……是一个由基督宗教确认、主张和传播的原理。身份是开放的，也即每一个人只要愿意都可以拥有该种身份。[10] 参见[美]小奥利弗·温德尔·霍姆斯:《普通法》，冉昊、姚中秋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94页以下。[50] [美]罗纳德·德沃金:《认真对待权利》，信春鹰、吴玉章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8年版，第26页。
这样规定自制的社会生活，有时候会很无聊。但是，客观的材料只有通过主观心灵的综合乃至新的创造，才能成为真正意义上的思想。当自由得不到制度或政府的保障时，当自由遭到来自国家权力的侵犯时，公民将通过监督权的自觉和频繁使用促进国家制度的创新、国家权力的收敛和国家机关的守法，以捍卫宪政和法律制度的正义价值。
狭义的诉愿权是指特定的行政相对人因行政机关之违法不当的行政处分，致其权利和利益受损害时，在一定时间内，请求有权管辖机关依据一定程序，审查该处分的妥当性而为一定解决的权利。当政治形式是少数服从多数时，社会利益和预见利益的分配，往往能够满足或相对满足大多数人的利益要求，否则，多数人共同行使监督权的压力无疑会导致权力的行使者调整利益分配政策。申诉权、控告权和取得国家赔偿权是偏重于程序性的权利，应通过完善相关的程序规则和制度确保公民诉求的渠道通畅。[10](4)申诉权、控告权、检举权、取得国家赔偿权具有强制性，强制性是就公民权利的行使对受理机关法律上的约束力而言的。
缺乏其他权利的配合，公民监督权将会寸步难行。有组织的政治社会必然会产生秩序。
这些权利相互配合、协调和补充，构成了完整的公民对国家权力的监督和权利救济体系，它们在本质上与宪法规定的民主权利一致、一体，但又有自己独特的内容和价值。请愿权说认为，批评权等六项权利是请愿权的观念发展形态，也就是在实质上属于请愿权，从这六项权利来看，‘监督权基本上仍近似于或相当于传统宪法学上所说的请愿权，即人们对国家或其他公共机关就一定事项而提出希望、不满与要求的一种权利。批评权、建议权：检举权具有政治性，其他三项权利的政治性不明显。相比于申诉权和取得赔偿权具有明显的目的上的救济性，批评权、建议权、检举权可以是公民参与政治的权利，属于政治性的权利，控告权的政治性处于中间的游离状态，针对国家机关或其工作人员的各种违法或失职行为的控告权属于政治性的权利，针对国家机关或其工作人员对其个人合法权益的不法侵害的控告权则属于非政治性的权利。
尽管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培养和成熟，我国公民的民主、平等和主体意识有所增强，但保守的文化底蕴同与公民权利全面发展相适应的权利文化在相当长的时期内还存在着激烈的冲突。四、公民监督权体系的合理建构公民任何一项监督权利的行使必然会涉及到公民监督权体系中其他相关权利的运用。(2)申诉权和取得国家赔偿权具有明显的目的上的救济性，该公民必须是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相关行为的直接利害关系人，其目的在于公民对自身利益的救济。公民监督权的正义价值在于通过规范政治生活和制度安排达到平等、民主和保障人权的目标，它反映了宪政民主国家的政府和人民对政治正义的要求，具体体现为对人民主权充分实现、国家权力合理配置与制约、强大的国家权力与弱小的公民权利之间平衡关系的维持的强烈愿望。
彭真在《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改草案的报告》中说：宪法修改草案关于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的规定，是《总纲》关于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制度和社会主义的社会制度的原则规定的延伸1978年《宪法》增加了公民在权利受到侵害的时候，有权向各级国家机关提出申诉的权利。
人民可以而且应当随时以国家主权者的身份监督国家权力的行使，并运用各种监督手段影响掌权者的行为。当前公民信访中发生的不符合法律规定甚至偏激和违法的现象往往与申诉、控告机制的不够健全和完善紧密关联。
总之，无论是公民为维护自身权益还是出于公共利益考虑而行使监督权，只有激活宪法赋予公民的言论出版等自由，才能保证人民监督政府富有实效。俞子清主编：《宪法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46、247页。公民监督权的秩序价值主要表现为：(1)公民监督权试图确定人民对政府的主导地位以及公民的自由和权利对国家权力的优势地位，在宪法规定了公民、团体、政府及其各职能部门的权利、权力、义务与职责后，通过公民监督权利和国家监督权力的双重配置方式，来实现各个社会主体在政治社会中的角色定位，这是建立稳定而有序的政治社会的基础。尽管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培养和成熟，我国公民的民主、平等和主体意识有所增强，但保守的文化底蕴同与公民权利全面发展相适应的权利文化在相当长的时期内还存在着激烈的冲突。我国在传统上有着根深蒂固的官本位意识。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的大局要求鼓励公民有理有节有序地行使监督权利并为此创造充分的条件。
如果国家权力得不到有效的约束，任何人的自由都会化为乌有。公民监督权内容的不断丰富和充实还与公民监督权赖以存在的制度背景密切关联。
我国宪法体系强调狭义的政治权利和自由的概念，并以此与刑法中的剥夺政治权利和自由的刑罚手段相衔接。四、公民监督权体系的合理建构公民任何一项监督权利的行使必然会涉及到公民监督权体系中其他相关权利的运用。
正义的法律制度必然赋予公民广泛的自由，法律是肯定的、明确的、普遍的规范，在这些规范中自由的存在具有普遍的、理论的、不取决于个别人的任性的性质。[8]参见吕丁旺：《论人民陈情权》，台湾国立中正大学法律学系研究所硕士论文，2004年提交，第14、15页。
现行《宪法》将该条款的规定扩展到批评权、建议权、申诉权、控告权、检举权和取得国家赔偿权等六项权利，并且给国家机关设定了相应的义务，即对于公民的申诉、控告或者检举，有关国家机关必须查清事实，负责处理。1975年《宪法》尽管简单，公民基本权利的条文甚少，但也规定了公民的控告权。宪法通过确立一定的宪政制度和民主机制，构建起以公民民主权利为起点和归宿的宪政秩序，解决宪政社会中权利与权力、社会与国家之间的矛盾，保障宪政社会的平衡、稳定和长期发展。在多元民主理论的代表人物达尔看来，市民社会客观上存在着不同的利益和不同的意见，应当允许各种相互对立的利益集团通过各种途径参与政治生活，影响政治决策。
批评权等六项权利可归为请愿权的范畴，但是请愿权并不限定于这六项权利，从请愿权的定义不难看出，集会游行示威自由也包含在请愿权的范畴之中。公民监督权是在我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基础上的接近于请愿权、诉愿权、参政权等概念，但在内容上明确具体、在行使上开放丰富的更符合中国国情的一项独特的基本权利。
但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经济和社会生活发生了重大而剧烈的变革，公民的权利和利益受到侵害的事件也时有发生，较为激烈并产生一定社会影响的监督行为在逐渐增多。综观上述对《宪法》第41条所涉基本权利的各种概括，并结合我国《宪法》对国家制度和公民基本权利体系的整体安排，可以发现没有一种概括比公民监督权的概念更能够体现出立宪者的充满豪情的制宪意图，并折射出该权利内容的民主理念和人民当家作主的理想。
[13]托克维尔则认为，对国家抱有怀疑的态度而且认为自愿者组织以及他们公民参与的能力是公民权利和权力的重要来源。例如，公民通过行使监督权利体系中的外围权利如集会游行示威等自由反映诉求、表达不满。
当公民监督权通过其他基本权利方式行使时，其又呈现为一个开放的权利体系。[13]刘军宁等：《市场逻辑与国家观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5年版，第164页。作为权利体系独立存在于我国《宪法》中的公民监督权具有重要的宪政价值和现实意义。因此，在推进我国公民监督政府的过程中，应当本着人民当家作主和以人为本的精神，从我国国情出发，借鉴国外成功经验，进一步完善保障公民结社自由的法律制度，调整与改革政治社团监督的内容和形式，使公民能够通过社团等组织化的形式有效地监督政府。
在公民监督权行使的方式上，既有以个体的方式对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进行监督，也有以群体方式进行的监督。[11]从理论上来说，宪法秩序应当是一种正义的秩序，即宪法的制度安排应当充分体现正义的要求。
与公民监督权概念相近的对《宪法》第41条所规定权利的其他定性和表述还有参政权、请愿权、诉愿权、陈情权和请求权等。从我国《宪法》的规定来看，公民监督权与平等权、政治权利和自由、宗教信仰自由、人身自由、人格尊严、住宅不受侵犯、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受法律保护等都是与民主权利密切相关的公民权利，是现代民主国家从宪法的高度赋予处于弱势地位的公民对抗国家权力不法侵害的权利。
[8]陈情权与申诉权、控告权比较接近，但主要是旧中国和我国台湾地区当今的用法，在我国大陆地区很少使用。[3]韩大元等：《宪法学专题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406页。
